同时间赛跑——回忆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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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忠 曾任驻英国使馆参赞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做口译、笔译的时间占了约15年。有许多难以忘却的往事萦绕脑际，值得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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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诸多最辛苦的工作中，翻译应该是其中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翻译室工作时，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像现在如此广泛，但翻译室的任务却源源不断，逐年加重，始终一片繁忙。

翻译的内容大致围绕以下几大方面：同周边国家保持与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支持风起云涌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支援西方民主力量反迫害、争取种族平等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正义斗争。此外，驻华使团国庆等重大节日活动也很频繁。接待来访国宾及陪同我领导人出访更是自不待言的重头戏。 

那时，国内声援有关国家正义斗争等群众集会相当多。宾主双方的讲话不但篇幅长，而且定稿时间晚。要做到译文流畅、及时、准确而又不出政治纰漏，翻译人员需要长期处于同时间赛跑的高度紧张状态中。

记得召开首都人民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政权，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和庆祝越南南北方统一等群众大会时，翻译室加班加点，不分昼夜，没有公休日和假日。大家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家，想的就是一件事：如何及时赶出译文，让全世界早点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些长稿子根本不允许你去精雕细刻，主管单位不断催促，紧急中有时只能请老同志边看原文边口译，即刻由一人打字，快速校对后马上复印，送现场使用。

60年代初发生中印边境冲突，双方在外交上展开了持久激烈的照会战。为了应付这场瞬息万变的战斗，我们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时刻严阵以待，接到稿子就以最快速度译出，让世人尽快了解中国的严正立场，反击印方的无端挑衅与污蔑。为此我们在办公室度过了无数日日夜夜。

此外，每年好几十个驻华使馆逢国庆或重要节日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宴会或招待会，双方都有讲话，有时称为祝酒辞，但篇幅大多远远超过祝酒辞允许的长度。中译外理所当然由翻译室承担。但在很多情况下，对方的讲稿也往往要我们译出中文。

△ 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

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参加世界论坛的各类会议和活动渐趋活跃。由于10年动乱造成外语人才青黄不接，加上翻译室普遍被社会上公认为可靠的外事权威译审机构，因此中央各部及专业部委将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源源不断地送来译校。

我们以协作精神为重，只要还有可能安排，大多是来者不拒，这些都得利用业余时间和公休日去完成，根本不计报酬。在翻译室广大同志的心目中，工作高于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他们就是这样在平凡工作中默默地做出自己的无私奉献。

与此相对应的是纷繁的口译活动。礼宾改革前，每逢国宾来访和我国领导人出访，驻京使团都要去机场或车站列队迎送。中方各部门领导组成的迎送队伍也是浩浩荡荡。欢迎和告别宴会都不能少，即使是外长级来访，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往往也得开席三四十桌，好不热闹。这些活动都离不开口译。这样，我们一周跑五六次机场、车站，参加三四次宴会和招待会已成家常便饭。但这些“美差”都是在白天干完笔译后，人已很疲惫的情况下接办的。

△ 1972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左四）担任周总理翻译。

当时的翻译室副主任冀朝铸同志常在深夜为周总理会见外宾和记者担任口译，事后对方往往索要总理谈话重要段落，甚至全部的准确书面译文。冀朝铸同志就得连续作战，参与整理记录和润色译文，以便凌晨或次日以最快速度把译稿交到外宾手里。他常在部内过夜，睡在办公室。其实，深夜被叫起来赶到部里，规定在四五个小时内完成紧急的翻译稿件这类事情很多，体现了我部翻译队伍兢兢业业、连续作战和善于打硬仗的高度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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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传译这种高难度工作也曾找到我头上。1974年9月，我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率团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世界民航组织第21届大会，请外交部派人担任同声传译。该会标志着中国正式参加国际民航组织，首次在同行面前亮相，深受各界瞩目。

当时仍处于文革期间，部里众多外文干部下放到干校，人才奇缺，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此任务，到了蒙特利尔才稍松了口气。原来该国际民航组织已为各团配了同声传译，唯独缺英中对译人员。我只需与会时紧跟团长及主要人员，进行咬耳朵式的“同声传译”，不需进同传间。

我克服了不熟悉民航具体业务的种种障碍，以最大努力把各国代表团的讲话口译出来，在实践中经受了一次锻炼。但依靠接待方提供同传的做法总有诸多不便，民航总局有意让我口译人员最终也能坐进同传间，后来终于下决心抽调本系统年轻外文干部接受该组织的培训，成为我国在国际组织中最早自行解决同声传译的一个部门。也许就是从那次会议开始，我国在国际民航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合作的主要伙伴从巴基斯坦航空公司（PIA）拓展到欧美等西方大国，为中国民航真正实现飞出去的夙愿铺平了道路。

我真正进同传间里做同声传译是1975年3月在秘鲁利马召开的联合国工业发展大会上。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陈慕华率团与会。经国际司牵头，决定推荐中联部潘世强同志和我作为联合国临聘人员参加该大会的同声传译。

会议的主题同样是我不大熟悉的，如加强南北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发达国家如何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以消除南北之间经济鸿沟和建立世界新经济秩序等。我们抵达利马后，拼命赶读有关文件。正在我感到心中无底时，从纽约总部来的联合国传译员余珍珠小姐主动同我们联系。她热情活泼，现身说法，指出同传并非高不可攀，我们完全可以胜任。她的鼓励一下子减轻了我们临战前的紧张心情。

但说时容易做时难，我进同传间不久，就发现速度不能完全跟上，不时有漏译。幸好每20分钟就换人。几次下来，稍有改进，但比起训练有素的人员，差距仍不小。余珍珠每天会后都抽出时间陪我们聊心得体会，指点我们跟上速度，不要纠缠个别听不懂的词而要去捕捉主要意思。她还尽量安排我们译容易的发言，并让我们早些拿到书面讲稿等，既有指导鼓励又有具体帮助，令我受益匪浅。我驻秘鲁使馆邀她做客，焦若愚大使、王言昌参赞同她亲切交谈，感谢她对国内传译新手的关照和帮助。

1972年和1978年，我先后参加了联合国日内瓦海底会议和纽约海洋法会议，有机会同联合国总部和欧洲分部的传译人员广泛接触。其中范家曾先生曾就读上海沪江大学，据说还参加过国内一些进步活动，后辗转定居美国，长期从事联合国口、笔译工作。

他主动接近我们，热情介绍经验。这批主要由港、台华裔组成的联合国口、笔译人员都已供职多年，轻车熟路，见到国内同行，亲切之情油然而生。他们认为联合国传译应由国内多派人参与。他们之中一些人对这项工作已太熟悉，以致失去了新鲜感，很想另谋高就或退下来颐养天年。

联合国内各种五花八门的讨论专题一点也难不倒他们。有的可以毫无负担地来到同传间前，轻松地看上一段消息或小说，然后应付自如地传译20分钟，如此循环反复地度过缺乏刺激性的岁月。难怪他们巴不得国内有人来顶替。

其实，为国际会议作同声传译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它要求有广博的知识，也是一种集反应、速度、词汇量、外语熟练程度之一体的密集型脑力劳动。光有良好的外文功底而不掌握技巧，不经过专门训练和大量现场锻炼是很难胜任的。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这方面的条件逐渐成熟，北京外国语大学同联合国合作办起了译训班，进行口译和同传方面的强化训练，培养出一批能在重大场合临阵不乱的口译人员，有的陆续参加了联合国的传译队伍，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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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口译人员，随团出访和接待来访自有其甘苦。1978年，我随黄华外长访问扎伊尔、荷兰、土耳其和伊朗。在安卡拉，我们经过一天会见土方领导人和对口会谈后，已很劳累。回使馆刚安顿下来不久，黄部长在召开了总结一天情况的会议后，又把刘春大使、团核心成员和我留在狭小的机要室，根据当天活动出现的新动向，修改次日我方的宴会讲话稿。

黄部长主持会议，集思广益，逐句斟酌修改。完稿后我再译成英文。工作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我上床只浅睡了三小时左右。上午9时会谈时我做口译，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和反应都不太敏捷，效果明显降低。

其实，随团一行都处于万分忙碌状态。到伊朗时，亚非司周觉司长由于劳累过度而昏迷，经救护醒来不久，仍坚持参加活动。礼宾司张龙海处长对自己管的事不敢有半点懈怠，在代表团献花圈活动前提前赶往现场察看，发现伊方为我们准备的花圈上别有“中华民国”的标志，马上采取措施，及时纠正了对方出于无知而产生的政治错误。

接待访华国宾，译员肩上的担子往往是超负荷的。在北京的各项活动一个接一个自不待言，紧接着就去外地。从坐飞机等交通工具的那一刻起，翻译的"嘴力劳动"就没有停止过。

抵达省市后，坐在豪华轿车的前排，要不断地回头口译陪同的地方领导向外宾作的热情介绍和交谈内容。下榻宾馆后往往已是上午11点多，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当地领导的午宴祝酒辞就送到面前。礼宾官在一旁叮嘱，午宴12时准时开始，务请抓紧时间译出。宴会上，译完领导的欢迎辞，又要立即口译对方的答词。宾主席间交谈甚欢，翻译在其中穿针引线，忙得不亦乐乎。至于筵席上的美味佳肴、生猛海鲜是什么味道，翻译的感觉全然是麻木的。即使是一些被认为是较轻松的外事活动，如使节旅行，翻译也难享受到这份闲情逸致。

有一次去我国南方地区，在满满当当的日程中突然要临时安排使节看电影，而且是一部情节相当复杂的故事片。翻译对这种事先毫不知情而做起来无把握的任务心里最犯憷。有关领导交代：“不必逐句翻译，译出要点就行。”我有时想，什么时候人们能懂得翻译不是一听到中文就能立即毫不费力地自动译成洋文的时候，翻译的日子才能好过些。

千言万语，干翻译的经历是令人难忘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特殊行业。它是外交队伍中的一支尖兵。工作锻炼了翻译人员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他们忠于职责，严守纪律。长期接触首长和国家机密，激励他们努力去理解和钻研国家的外交大政方针，也培养了他们对职业的敏感和热爱。

当前，活跃在外交部部、司各级领导岗位上和派往国外的高级外交官中，不少人都有在翻译室或曾长期干翻译工作的经历，这也许是翻译室作为育人的大熔炉可以引以为豪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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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外交纪实（一）》 

作者 | 胡传忠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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